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80年代初，一批地方职业大学的建立，标志着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但那时的职业大学以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培养应用性人才为主要特点，改革的重点侧重于体制的探索；90年代初，职业大学按高等专科学校规范办学，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明确界定为培养高级技能性人才即操作性人才，这就把原先的职业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排除在高等职业教育之外；90年代中期，通过“三改一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到90年代末，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大批建立职业技术学院，并将高等专利学校纳入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发展最快并相对独立的部分。

        追溯高等职业教育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在探索中前进的特点。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缺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几次发展高等专科教育都是为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缩短学制，快出人才、早出人才，这样发展起来的高等专科教育几乎都是把本科课程压缩，并未形成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高职的过程，中广泛地借鉴国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包括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美国的社区学院等相关经验，但是德国高等专利学校的学制同我国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并不一样，美国社区学院既承担职业教育又有大学基础学院的职能，加之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体系和制度环境的不同，很难仿照哪个国家的模式发展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自主地探索高等职业教育的体系和模式。

        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许多地区和学校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体制和模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试验，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但是，由于高职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对于国外经验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世纪之交全国范围的快速发展，数量扩张。使许多新建学校缺少办学的基本条件，只能在外延扩张中逐步充实内涵。正因为如此，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具有发散性和起步性的特点，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究以及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在超常规的大发展之后，亟待从数量扩张为重点转向模式和制度建设为重点，通过多种模式的试验和比较，寻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产业)、不问类型学校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求从制度上保证其持续健康的发展。

        讨论模式和制度建设，首先遇到的是定位问题和体系问题，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定位要解决的是教育的层次和类别问题，而层次和类别的认定则影响到体系的内涵。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在于高等教育的学术型和职业应用型的分类，是教育层次的区别即职业应用型高等教育限于专科层次、本科以上归入学术型高等教育，还是类型的区别即从专科一直到博土学位都存在着学术型和职业应用型的区别。这种分歧不仅影响体系的具体内涵和要素，而且也影响模式和制度建设的目标和走向。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探索才有可能逐步明确的课题。而在实践中正在着手解决有些问题，譬如说在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就区分了学术型和专业(技术)型学位，不过在体系上没有把专业(技术)型学位归入职业教育体系。由此可见，在定位和体系的理论研究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实践的探索，相反，模式和制度的实践探索也可能会有助于相关理论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把模式和制度建设作为内涵建设的重点呢?如果我们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区别于学术型高等教育的属于职业应用型的高等教育，那么，这种区别应该主要体现在教育模式，即人才培养模式的区别，因为只有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而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不同的教育制度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模式和制度的建设应该成为现阶段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主要内容。从另外一层意义，即高职教育面临的时代要求这个角度说，正如世界劳工组织在2002年所发表的报告《知识社会的工作和学习：教育与培训》中所分析的那样，知识社会的工作和工作岗位能力要求的变化，充分说明我们正在面临的教育变革是极其深刻而根本性的，它的脉络是：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工作和工作岗位变化——工作组织和工作者能力要求变化——教育和培训的目标和模式变化。可见，教育模式和制度的变革是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回应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急迫课题。